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首要在于顶层设计的科学擘画与政策框架的系统搭建。近年来，我国以前瞻思维不断完善生育友好政策的顶层设计，审时度势推出一系列政策体系，确立了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政策框架。特别是“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措施的出台，以及2021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等重要文件的印发，为做好新时代人口工作指明方向。

在中央精神的指引下，各级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创新以落实生育支持政策，包括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发放生育补贴、育儿补贴等，力求政策更精准、更有效。例如，浙江省杭州市规定，对同一对夫妇生育二孩给予一次性补助5000元，生育三孩给予一次性补助两万元。同时，各级政府正在着力构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试点用人单位托育服务，通过增加托位供给和降低托育费用，切实缓解家庭“托育难”的痛点。同时，多地政府还加强妇幼保健服务，提升孕产妇和婴幼儿健康管理水平，优化生育登记服务，简化办事流程，提升生育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便利性。

在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全国生育意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暖迹象，二孩生育率有所上升。这一点，在支持力度较大、配套措施较为完善的地区表现较为明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出生人口达到954万人，较上年增加了52万人，实现了阶段性的“止跌反弹”。尽管我们不能据此判定全国人口生育率已经呈现出逆转趋势，但是，新出生人口规模没有进一步下降，表明有力的政策支持能够对生育决策产生积极影响，降低生育成本、提升生育意愿的政策组合拳正在发挥作用。这为生育友好型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初步验证，也增强了持续推进政策优化的信心。

虽然我国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已迈出可喜步伐，但前路并非坦途，挑战依然不容忽视。一些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仍然制约着生育意愿的持续改善。例如，近年来持续不减的青年就业和住房压力、子女培养焦虑、各种无效内卷等，对生育意愿的制约作用难以在短期内消除。

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绝非政府部门的“独角戏”，而是一项需要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的系统工程。

理论上，生育友好型社会应具备以下几个关键特征。一是公共育儿政策支持，即政府保障家庭对高质量、经济实惠的公共托幼服务的可及性，切实降低家庭育儿成本，帮助父母平衡工作与家庭责任。二是父亲参与，即通过政策激励和社会倡导，鼓励男女共同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三是灵活的职场工作安排，例如企业包容远程工作和弹性工作时间，使父母能够更好地兼顾职业发展与家庭生活。四是积极的社会规范，即社会消除对母亲工作与生育的偏见，职场性别歧视基本消除，从而塑造支持生育的文化氛围。这些特征有助于共同促进家庭对生育的积极选择，使生育与职业发展相辅相成，而非相互冲突。

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非常关键。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不仅是社会责任，也关乎企业自身的人力资源可持续发展。企业需要率先行动，积极探索弹性工作制、居家办公等灵活的工作模式，为生育期女性提供更宽松的工作环境。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设立托育机构或提供托育补贴，解决员工子女的托育难题。积极落实完善的生育休假、哺乳假制度，保障女性员工的合法权益，努力平衡员工的职业发展与家庭责任等，也都是企业完整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

总之，只有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家庭等多方力量协同联动、共同发力，才能使生育友好支撑体系逐步健全，为中国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注入蓬勃生机与活力，共同托举起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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