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羊史记.看新鲜的历史
撰文：梦貘貘
编辑：吃硬盘吧
(资料图片)
插画：发达蚊
有关野史记载，宣德年间，太监郑和出使西洋，朝廷为此花费的钱财不可计数，牺牲的人力也难以计算。
成化年间，明宪帝有意再次遣人出使海外，于是命内侍到兵部查阅郑和当年制作的《西洋水程图》，兵部尚书项忠让手下的小吏在历史档案中翻找当年的文稿。
当时，刘大夏任兵部职方司郎中，听到消息后，他先赶到库房，把《西洋水程图》等相关的资料藏匿起来。小吏查找了三天，把整个书库翻了个底朝天，都没有找到那些资料。项忠以“失册罪”责罚了库吏。皇帝再次出使西洋的计划也胎死腹中。
后来，项忠听说是刘大夏处置了那些资料，于是召来对方，对他进行诘问。
刘大夏说：“当年三宝太监七下西洋，劳民伤财、死伤无数。即便是获得了许多的珍玩对国家又有什么益处？这样的资料当然应该销毁。你为什么现在还要追问我这些资料在哪里呢？”
据说，项忠听到他的这番话后，如醍醐灌顶，立刻站起来恭敬地对他拱手致礼。
就在此事发生十几年之后（1488年2月），葡萄牙航海家迪亚士绕过了非洲的最南端“好望角”，由此开辟了欧洲人进入印度的新航线。
又过了四年，意大利探险家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双脚踏上了美洲的大陆。
在这一场开拓海洋的追逐战中，我们中国人虽然拔得头筹，却终是泯灭于众人之中。
许多现代人认为，中国人之所以失去了海上称霸的先机，就是因为刘大夏当年的无知行为。有人还依此撰文称动手销毁了地图的刘大夏是个“历史的罪人”。
其实不然，明代后期，学者茅元仪在《武备志·航海》中，就绘有一幅《郑和航海图》，作者在图前作了这样的解释：“当是时，臣为内监郑和，亦不辱命焉。其图列道里国土，详而不诬。载以昭来世，志武功也。”
这幅被命名为《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以南京长江口为起点，最远端到达非洲东岸。许多学者推测：当年郑和舰队到达地球的最远端就是非洲的东海岸。非洲当地相关的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种观点。
从一些零星的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郑和舰队的航海史料散佚于民间甚至流传到海外都是极有可能的。
#01.
公元2001年春天，北京一位名叫刘钢的律师因公到上海出差。他不仅仅是一位成功的律师，还是一位资深的收藏家。
这次离开上海之前，刘钢如常来到著名的东台路古玩市场。其实这个市场上摆卖的大多物品都是冒牌货。
他走走逛逛，来到了市场上一家不起眼的小书铺。书铺的主人向先生是他的一位老熟人。
刚走进店里，刘钢就看到向先生正在往墙上挂一幅老旧的世界地图。
他饶有兴趣地走上前去观看，这幅地图右上角用“馆阁体”写着：“天下全舆总图”，图的左下角注明：“乾隆癸未仲秋月仿明永乐十六年天下诸番识贡图”，在这行小字旁边的落款为：“臣，莫易仝绘”。
这些文字表明：这幅落款为莫易仝的创作于1763年的《天下全舆总图》，仿绘的是公元1418年的《天下诸番识贡图》。
地图的左上角有一段标注：“凡未加红圈者皆原图所未命名者。”这话说明地图有的注释是从原图上复制下来的，有的是仿绘者后来加的。为了区别，仿绘者用红墨加以圈注。
刘钢仔细审视这幅地图，他不禁感到十分困惑，这幅地图不仅描绘出地球上所有的大陆和海域（包括南极、北极和格陵兰），而且在美洲和澳洲大陆上还用红墨进行了圈注。难道说，在公元1418年，中国人已经发现了澳洲和美洲大陆？
刘钢首先想到的是，这幅地图是一件赝品。作为一个三十岁就开始收藏各类地图和古籍的资深收藏家，他有着非常丰富的鉴赏经验。通过认真地辨别，他初步断定这幅地图是18世纪的作品。
满怀好奇心的刘钢毫不犹豫地从向先生的手上买下了这幅地图。不过他可能没有预料到，一向低调的自己会在不久的将来，因为这幅地图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各色目光的注视。
#02.
刘钢把这幅《天下全舆总图》带回家后，就开始在史料中找寻相关的记录。首先他把目标锁定在署名者“莫易仝”的身上。可是他翻找了许多的书籍，都没有找到任何有关这个人的史料。
地图上的毛笔字书写并不规范，从这一点上，刘钢猜测，莫易仝的身份很可能就是一位读过一些书的民间儒生。据史料记载，乾隆在位的六十年，曾经多次南下巡视，在巡视时，一些没有任何官职的民间人士，多次向乾隆进献过字画作品。
不过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位莫易仝先生为什么要进献一幅自己仿绘的《天下诸番识贡图》给皇帝呢？他为什么不将原稿呈献给皇帝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揣摩，刘钢认为，莫易仝仿绘的目的主要是想让乾隆皇帝知道自己的名字。如果自己将原图呈上去，极有可能在层层上递的过程中被官僚机构的人员寻找借口截留或者干脆更换成他人的名字呈递到皇帝的面前。
为了避免自己成为“无名英雄”，莫易仝想出了这个妙计，自己手绘一份地图，标注上自己的名字。这样不仅可以让皇帝知晓自己的名号，而且也可以让皇帝清楚自己有地理方面的专长。
另外，我们都知道，乾隆年间盛行文字狱。原来的地图上有许多注释都和明朝有关，如果莫易仝冒冒失失地将原图交上去，很有可能会被人抓住把柄。因此他在仿绘这幅地图时，对图上的注释作了一些适当的改动。
例如，他将明朝的“湖广”省改为清朝的“湖南”、“湖北”的省份建制；在“南直隶”旁增加了“安徽”；将三个太平洋海域“大明海”的更名为“大清海”……
对地图的制作背景进行了这样一些设定之后，刘钢就着手于在史料中寻找1418年的《天下诸番识贡图》可能的出处。然而这样的努力同样没有获得任何回报。
刘钢再次将目光投到地图上，地图上太平洋海域的一处文字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处文字被红框圈定着，上面写着：“一于永乐十三年，随正使太监马三宝等往榜葛剌诸番直抵忽鲁谟等国，开读赏赐，至永乐十六年回京。”这段文字中提到的马三宝，正是我国著名的航海家郑和。这段记录和明代费信所撰的《星槎胜览》上的文字高度重合。
《星槎胜览》的作者费信曾四次随同郑和下西洋，在最后一次出航后，他撰写了《星槎胜览》这本书，记录下自己在海外的各种见闻。
《星槎胜览》的四卷本中曾经提到：“随正使太监郑和等至海外诸番国，前后二十余年，历览异域风土人物之宜，采辑图写成帙。”这一段文字是否可以证明，作者创作的《星槎胜览》是附有地图的呢？那份地图是否就是这幅地图上提到的《天下诸番识贡图》？
这样的猜测让刘钢无法平静下来，他不禁反复自问：难道几个世纪相传的地理大发现只是一场有关历史的误解吗？
作为一名业余的历史爱好者，刘钢有着极大的顾虑，哥伦布和麦哲伦在航海史上的先导者地位是全世界公认的。自己有资格对他们的权威性发出挑战吗？
不过他没有想到，还真有一个人对此作了尝试。这个人就是英国退休的海军军官孟席斯先生。
#03.
加文·孟席斯先生（1937年8月14日－2020年4月12日）于2002年出版了一本畅销书《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在这本书中，他宣称，通过自己十几年的探索和调查，得出结论：郑和在公元1421年就发现了美洲大陆，这个时间比哥伦布登陆早了七十年。
孟席斯先生的观点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反响。有人赞成、有人质疑、也收获了许多人的讥笑。不论得到怎样的评价，孟席斯先生都坚持着自己内心的执着。
孟席斯先生的勇气激励了刘钢。他通过邮件联系上了对方，当对方看到他发过去的《天下全舆总图》摹本图片时，马上在第一时间坐飞机赶到了北京。
当孟席斯先生看到《天下全舆总图》摹本时，感到非常兴奋，他建议刘钢将这幅地图公之于众。刘钢很快就接受了对方的提议。
公元2006年1月16日，刘钢在北京洲际大酒店举办了一场“郑和最先发现美洲”的新闻发布会。英国《经济学家》杂志、BBC、英国《镜报》、《中国日报》等数十家权威媒体相继发布了这张地图的消息。
随后，刘钢公布了由新西兰怀卡托大学对《天下全舆总图》样本纸片进行的碳－14年代检测结果。检测结果证明纸张和墨汁的年代均是产自18世纪。
如刘钢所意料的一样，地图的公布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纷纷公开发表意见，认为《天下全舆总图》的真实性有待商榷。
例如，国外有学者指出，这份地图双半球的绘制方法模仿的是17世纪早期欧洲地图制作传统，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这份地图就是直接抄袭17世纪欧洲人制作的地图。
一些中国学者也发现了意见，他们同样否认了这份地图的真实性。不过比起欧洲人的傲慢，中国学者的态度更趋于理性和学术性。
的确，这份《天下全舆总图》有着许多和历史常识相悖的一些地方。但是作为发现者，刘钢有着自己的坚持，他认为这些反对意见都是对中国历史的误解所造成的。怎样才能让大众看到隐藏在尘埃之下的历史真相呢？只有一条路：挖掘史料、揭示史实，还原历史本来的面目。
三年后，刘钢出版了由自己所编撰的一本针对古地图研究的书籍，在这册书的后记里，他写道：“书稿完成之后，我来到福建长乐，站在《天妃灵应碑》的面前，告慰中国古代探险家科学家和地图学家的在天之灵。这座丰碑虽为郑和的遗物，但它却是众多中国古代先哲的纪念碑。没有前人开发的技术和绘制的世界地图，绝对不会有郑和下西洋。”
不论是已经逝去的英国人加文·孟席斯先生，还是仍然在坚持奋战的刘钢先生，对这段历史的求实态度都是执着、认真的。虽然主流学术界普遍认为“郑和发现了美洲”缺乏科学上的依据，但是他们对这段历史的追溯赢得了许多人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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